金斯伯格（1926－1997）——这位秃顶、满头灰白、络腮胡子的美国诗人对于我国中年及青年知识分子或许不太陌生，因此拙译《金斯伯格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问世后，反响热烈，并没出乎我的意料。
我对“垮掉一代”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当时读了美国著名批评家莫里斯·狄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Gate of Eden：American Culture in the Sixties），其中有不少篇幅谈及“垮掉一代”，尤其是艾伦·金斯伯格。作者认为由五十年代在旧金山以金斯伯格长诗《嚎叫》为代表的“垮掉”生活方式及艺术风格是一种新的文化，而且在六十年代广为传播，逐渐演变成一种运动，“垮掉”运动决不是“一种全无社会或艺术意义的遁世文化。”对“垮掉一代”的这种肯定同我国当时批评界对其的普遍厌恶恰成对比，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对“垮掉一代”及金斯伯格的译介与其他美国作家相比近乎空白，我认为很有必要研究，尤其是金斯伯格1984年到中国访问后，我便开始几乎是跟踪式的关注“垮掉一代”，特别是金斯伯格了，尽可能研读了我所能触及的金斯伯格作品及评论，译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卡迪什》续篇《白色的尸衣》（《外国文学》1988年2期）；写了《金斯伯格依然故我》一文（《读书》1988年2期）等。1992年初，我开始同金斯伯格联系其诗选中文版的翻译权，很快便被告知“完全同意授权你翻译金斯伯格的任何作品。”不过，直到1997年夏我在哈佛大学英文系访学后，译事才全面开始，今年终于出版。1998年，我还翻译出版了“垮掉一代之王”克鲁亚克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在路上》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漓江出版社1998年）。“垮掉一代”研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确并不时髦，早已是文化／文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谈及本世纪美国和西方的文化／文学，“垮掉一代”无论如何是不可回避的。可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无论是翻译及研究都还相当不够。
在中国，对金斯伯格的误读确实存在，这又同对“垮掉一代”本身的误读相关。从六十年代初“Beat Generation”（BG）被译为“垮掉一代”就开始了：“‘垮掉一代’是美国资产阶段道德沦亡，腐化堕落最集中，最无耻的表现。在他们身上，几千年来人类创造的高尚的道德，优美的情操都糟糕殆尽，荡然无存，只剩下了卑劣，污秽，淫乱，颓废和堕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1964年）这种评论近乎于“宣判”，已不只是误读，而是曲解了。
中文贬义词“垮掉”与“颓废”“堕落”显然几乎同义，可英文“Beat”的意义有几十种：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被驱使、用完、消耗、摇滚音乐中的节拍，敲打等等，可无论如何引伸，也没有“垮掉“这一意义。我在同美国批评家谈到这一译名他们就大为不解。其实，早在五十年代美国批评家对于BG就已有十分精辟的见解：“beat还指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直觉……一个‘beat’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总是全力以赴，精神振奋，对任何事都很专注。”（约翰·霍尔姆斯）
对BG以及金斯伯格的误读（姑且称为误读）主要是因为BG当然也包括金斯伯格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吸毒，性放纵，玩世不恭等）引起的，具体到金斯伯格，他早年的吸毒，尤其终生同性恋恐怕最受非议（他还同其同性恋伙伴彼得·奥洛夫斯基出版过一部爱情诗集）。比如，即使在他去世前不久的诗《死亡与荣誉》中还不厌其烦地写道“我半世纪以来所有爱过的人，／数十个，上百，也许还要更多，／那些老伙计们头已经光秃，而满头浓发的年轻人不久前还在床上赤裸相遇，／这么多人相互聚会真不胜惊异，口若悬河，亲切无拘无束，勾起无限回忆。”他在诗中使用脏话粗俗语更是毫无顾忌。或许，有人会认为既然如此何为误读。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话语中全面地评价金斯伯格这样个性复杂矛盾的诗人，可以不赞同其生活甚至写作方式，但不可简单地作“是与非”之类的道德评判；金斯伯格及其伙伴的极端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以特殊的方式表露被压抑的自我，对压迫他们的社会的反叛。“是在以实际行动对一个有组织的体制进行批判。”（古德曼《荒诞的成长》1960年）。BG文人纷纷皈依佛教，禅宗，难怪“Beat”还有“精神上的极乐、至福”（bititude）之义，金斯伯格坚持“自发性写作”“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绪”，甚至其同性恋等行为也是与BG继承美国超验主义，反对对个性，自由，自然的任何束缚和压制相关的，所以他毕生投入反战、黑人民权、生态环境保护、妇女解放运动，被政府视为“危险分子”；他蔑视权威，无所畏惧，心地坦然，正直，重精神轻物质生活。敝开金斯伯格在文学上冲破了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学院派禁锢，在美国诗坛开一代变革之风不谈，在我看来以上构成了具有历史性的BG哲学的精髓，显然值得肯定。金斯伯格从来也没有“垮掉”。我们对BG及金斯伯格的“误读”应该终结，首先就要从为BG头上去掉“垮掉”这顶臭名昭著的帽子开始。
应该说，金斯伯格对不只一代的，其中包括80年代中国诗人有影响，也许程度和方式各各不同，不好一概而论，对有的人是既在诗歌上，也在生活方式上面，有的则只在某方面。但我认为更多是在思想和理念上，如果我们承认BG理念或哲学（Beat vision／Beat philosophy）——美国批评家就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BG同中国文化人在精神上的某些共同点乃至联系，即使某些人并没有读过BG作家的作品，文化意义上的互感沟通是跨越时空的，不足为怪。比如七十年代我国的地下诗歌，80年代的新诗潮，包括“朦胧派”以及诸多其它诗派，如“莽汉”“非非”等诗歌中都可以找到佐证。中国七十年代的特殊社会情势同BG发端时美国的“麻木不仁”极为相似，而崔健的“一无所有”的一声呐喊似乎让我们听到类似金斯伯格《嚎叫》的那种痛楚。至于金斯伯格诗歌的不拘一格的自由，极端的个人化，“一切皆可入诗”在年轻一代中国诗人的作品中更是十分明显。因为金斯伯格的诗在七十年代以及后来都有零星的翻译，尽管在翻译后，比如《嚎叫》已有所变形，误译十分严重。耐人寻味的是有的诗人也许否认这一影响。或许也同BG被译为“垮掉”有关，他们厌恶而且不愿与“垮掉”为伍吧。至于生活方式，或许中国年轻一代的摇滚，爵士音乐歌手，艺术家，爱好者受到BG的影响最大，其原因不用我多说，也是显而易见的。
